2017 年 2 月李敖得知自己罹患脑瘤，剩余不到 3 年的生命。同年 6 月，他透过经纪人郑乃嘉公开告别信，信中写道：“我现在每天要吃六粒类固醇，所以身体里面变得像一个战场，最近又感染二次急性肺炎住院，我很痛苦，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。我这一生当中，骂过很多人，伤过很多人；仇敌无数，朋友不多。医生告诉我：你最多还能活三年，有什么想做、想干的，抓紧！”。

这并不是李敖第一次接近生死关卡，2003 年他曾被检验出有摄护腺癌，面对病痛，他坦然面对，当时开刀的前夕，李敖依然谈笑风生地吟诗。

在高调发表告别信的那天，李敖公开接下来的计划，他说要在大陆开个新节目《再见李敖》，并打算把《李敖大全集》编辑完。告别世间之前，他想把所有仇人、好友聚在一块，大家明说话，把这一生的纷扰做个总结。

说起李敖的一生，确实每件事都伴随着争议，他的每一个谈话、思考、行为，都被媒体放大检视，就连私生活也是。

曾有媒体询问李敖是否知道自己曾经骂超过 3000 多人，他说自己很痛苦，并引用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一句话：“你要小心选你的敌人”，他补充：“敌人是要挑的，因为有的敌人很烂，他没有资格做你的敌人！我到台湾最痛苦的就是，我碰到的都是些烂敌人！我没法选！那就一网兜售，全部斩绝”。

狂妄、桀骜不驯这些形容词，用在李敖身上丝毫不为过。

为数不多的好友当中，就属陈文茜最为知名。2017 年 12 月，陈文茜曾在微博上 PO 文说：“一切都在倒数”。此后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“李敖超越了这个时代，因此要等到李敖真正死了，台湾才会真正想要纪念他”。今天，当她得知李敖的死讯时，她不愿多说什么，只短短地回两个字：“哀。叹。”

对于不少年轻观众来说，李敖就是那个身穿红色夹克，带着黑框墨镜，在荧幕面前滔滔不绝针砭时事的人，不时还会夹带一句 “小心我告你” 。尽管李敖的官司通常以败诉收场，但他认为 “打官司不在结果，而在于过程”。

有评论家用“文化顽童”一词形容他，认为李敖对世间的每件事都看不惯，但重点是他敢于发表意见，即便与当下舆论完全相反，他也毫不畏惧。

当代社会里，没几个人敢自称大师，但李敖不是。他不仅自称大师，还强调所有欣赏他的人，原因相当简单，因为：“我李敖优秀”。

李敖这一生中干过的事太多，就连出版的著作也超过百本，几乎没有人有办法完整总结与回顾他的成就与争议，尽管如此，依然有个最清晰的特点：向一个时代说不的勇气。

向一个时代说不的勇气

1935 年 4 月李敖出生在东北。1949 年，14 岁的李敖随着国民政府迁台，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他都在台湾生活，历经戒严时期与解严之后的台湾社会变迁，他持续发表意见。

不过，就如同许多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文人一样。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感，也是李敖一生中如影随形的课题，这突显在他的文学创作、政治立场上。

李敖来到台湾的那一年，国民党政府才刚在台湾颁布戒严令，并开启了长达 38 年的戒严时期，这段期间内，对不少知识分子来说是个相当沉痛的年代，所有与当局相违背的思想与行动都会被判定为异议与叛乱分子，接着被抓到牢里。这段期间内，李敖入狱了两次。

1971 年 3 月 19 日，当年 36 岁的李敖第一次被捕，隔年的 2 月 28 日被以“叛乱罪”入狱，判刑 10 年，最后则在 1976 年 11 月出狱。李敖被捕是因为他曾经替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偷渡外逃，时任蒋介石掌权，对台独活动给予严厉打击，因此将李敖关入狱。

第 2 次入狱则在 1981 年 8 月，起因是 “李敖侵占萧孟能家产”与“萧孟能诬告李敖”案，原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判李敖无罪，到了台湾高等法院后，改判李敖入狱半年定谳。

回顾李敖两次入狱的始末，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李敖在那个年代，确实背上不少莫须有的罪名，同时间也说明了文化人士在那个年代的共同命运。

然而，这些过往没能阻止李敖持续向社会表达异见，李敖成了戒严时期的知名 “党外” 人士。

“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。”

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陈芳明回忆李敖时，说起了《文星》杂志。这本杂志是台湾社会在戒严时期，相当重要的一本文化刊物。

1961 年，时值 26 岁的李敖，投稿到《文星》，他表达西化的观点，也主张白话文，并且为胡适辩护。他的文章当时在文坛引发一场中西文化间的论战，因为笔锋犀利，李敖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。1963 年，他接任《文星》主编。

陈芳明曾评论李敖：“为那个时代开出一条道路”。

就在《文星》被查禁前的最后一期，李敖让许多拥有不同立场的人同时出现在杂志里，并且撰文批评国民党。陈芳明认为李敖拥有过人的勇气，他的成就包含让当时年轻人认识了现代文学、自由主义。

李敖这一生中，确实骂过无数人，唯独胡适，是他所敬佩的人。

1958 年当胡适到台北就职 “中央研究院” 的院长一职，某次的演讲，有人把坐在台下的李敖介绍给胡适认识，这是他们两第一次见面，接着他们两个长谈了几个小时。

在这之后，李敖在《文星》杂志写了一篇《播种者胡适》：“我们只消肯定胡适在文学革命的贡献、新文化运动的贡献、民主宪政的贡献、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，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，除此而外，一切都是余事！”

在胡适过世后，他依然不停地在许多场合表扬胡适的贡献。2009 年 2月 《李敖妙语天下》的节目当中，他说起自己对胡适的敬佩。当时，他直接批评马英九对于五四运动、新文化运动的无知，接着仔细爬梳运动的过往，并从胡适从美国回台湾之后开始说起，他说自己也曾参与接机，看见胡适不仅能跟每个人握手，甚至可以与对方说初一些他的近况。李敖强调胡适对人观察入微以及拥有超凡的记忆力。

李敖对胡适的敬佩之意，也让他出版好几本与胡适有关的书，像是《胡适研究》、《胡适评传》，编出了《胡适选集》。

李敖曾经说自己这辈子写过的字超过 2100 万字，是鲁迅 700 万字的 3 倍，他也自豪对文坛的贡献：“ 50 年来和 500 年内，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。”

无论是文化圈的大事，还是政治变迁，李敖的批评精神如同斗士一般，不管媒体环境怎么变，他总会找到一个可以发声的管道，并且找到言论的出口。

事实上，李敖曾希望把批判的精神，改为从政并直接影响社会，他曾经两度参选总统与台北市长，但最终的得票率都没超过 1%。

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似乎也说明李敖注定成为体制外的批评人士。作家杨照曾撰文评论，李敖的文字概念虽然粗糙粗显，但他实际在运用文字时，却塑造了感染力极强，却又很难有人模仿得来的独特风格。

来看一看他的作品

（注：以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《李敖自传》的书摘。这是李敖最后一部自传，写于他 80 岁时。）

破题

宋朝有个风俗，叫“八十孩儿”。小孩出生，为了盼他长寿，在他脑门子上写“八十”两个大红字，以讨吉利。现在我真的活到八十岁了，脑门子上要写，得写“八百”才过瘾了。看来“八百”是活不到了，但写几百条浮生杂忆是没问题的，于是我花四十天写他几百条。因为是浮生杂忆，不求齐全，随笔而为，尽得风流。书名原拟《李敖八十风流录》，嫌八十太老气，改为《李敖风流自传》（简体字版名为《李敖自传》——编者注）。由于写法太破格，也可叫作《李敖浮生缤纷录》。看来破格的马劳（André Malraux）的《反回忆录》（Antimémoires）、葛拉斯（Günter Grass）的《我的世纪》（Mein Jahrhundert）都写得太规矩了。唐朝诗人写“文采风流今尚存”是吹牛的，实际上，他们的“文采风流”，直到李敖身上方得实现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。“今之视昔”者，我也；“后之视今”者，有乎哉？没有也。千山独行，千古一人，广陵之散，从此绝矣！

凡例

一、一生写的书都太有板眼了，这本书要颠覆一下：信笔所之，不计较章法、文体、均衡感、首尾相顾，但得徜徉自然，不怕乱七八糟、不怕不连贯。

二、有时用瓜蔓式。瓜蔓就是跑野马。跑了一阵再回来，或不再回来，悉随性之所至。

三、有时长话短说，有时短话长说，啰唆一下。也不怕小有重复。重复就重复，我在加强事实、加重语气啊。至于长话短说，难道在做简报吗？不是，只是不想多花时间。万一说长了，一定是气极了。

四、所写黑暗中见野火、文明中见野蛮，得其野趣；又俗中见雅、雅中脱俗，得其雅趣，也得其俗趣。

五、多写花絮。古人“踪迹大纲”“情怀小样”，古人吹牛，我却得之。

六、有时用跳跃式。跳跃式写法最自然。看来没头没尾，其实自成单元。跳跃式写法也不是一跳不回，它会“将往复旋”。只是跳回来的时候，你衔接不上了。跳蚤多么了不起，它以三毫米的大小，可以跳高自己七十倍、跳远自己一百一十倍。跳跃真好，它可以平地就给自己高度和远方。请接受我的跳跃式写法。

两位老太太

我的写法采“随意唠叨体”。我虽然已不耐繁剧文字，但自传例外，该啰唆之处，绝不轻饶，还要特别啰唆一下。汗牛也、充栋也、上网也、下载也，古今自传多矣，但最好的，出自两位老太太。一位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，一位是胡适太太江冬秀。老太太式自传的最大好处，在她随意唠叨。唯其随意，故少弄假；唯其唠叨，故无遗珠。李敖者，行文固大手笔也，以大手笔效老妪书；能解老妪，方足以读自传。知我者，其唯老太太乎？我的收藏中，有一章打字稿，上面有胡老太太亲笔改动，是骂干女婿、干女儿钱思亮和钱思亮老婆忘恩负义的，骂得很生动。胡适生前招朋引类，引来的多是匪类；胡适死后，一一现原形而去，毋怪胡老太太怨气满纸也。

时——一九三五

一九三五年，那是中国人最倒霉的年代，阿比西尼亚最倒霉的年代，犹太人最倒霉的年代。犹太人被锁定是万恶之源，直到被杀了六百万才稍得喘息。那种杀戮是渐进的，从他们身挂牌子自责开始；就在一九三五年，他们就被挂上了。挂牌子，洋人可早了去了！

地——我住在中国

我否认“中华民国”的存在。有人问你不承认“中华民国”，那你住在哪里？我夷然答曰：“我住在中国。”所谓“中华民国”，事实上，根本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，以一个省的现状——拖了长达六十六年的现状，居然要“省可敌国”“分庭抗礼”，这是很不要脸的抹杀事实的态度。如果大陆上一九四九年起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许“中华民国”四字还可蒙混适用；但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成立了，为中国人民、世界各国所承认了，“中华民国”早已亡国属实！我最爱挖掘国民党的文件，我早就指出：一九五○年三月十三日，“中华民国”的亡国总统蒋介石在“阳明山庄”秘密讲“复职的使命与目的”，就承认说：“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，到年底止，为时不满一年，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。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！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，无论文武干部，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……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，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！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，岂不可痛？”白纸黑字如此，可见说“中华民国”未亡者，自不符合“总裁言论”“总统训词”也！而奴才们的“总裁”与“总统”，私下里也未尝不承认“中华民国”已亡的事实。当然，私下里是一回事，明目张胆又是另一回事。蒋介石在明目张胆时，还是不要脸地宣称“中华民国”不但未亡，还涵盖整个大陆。并且，还涵盖外蒙古。外蒙古早就被他卖掉了、外蒙古早就进联合国了，蒋介石还说是他的。不甩卖国的蒋介石吧，外蒙古在我感觉里一直是中国的。

人——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

总结八十年的成就，似乎止于“示范”与“播种”。李敖一生独来独往而能独立存在，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，是为“示范”；又在年复一年重围中，自台岛流窜祖国，以自由智慧崇中反美为天下倡，是为“播种”。只是世界和中国太大，阻力也多，究竟能播多少种，难以评估。最后能把握的，也是以“示范”为主。爱因斯坦（A.Einstein）论印度圣雄甘地（M.Gandhi）说：“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。” （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.）我蛮喜欢这一描述。后代子孙也难想象在我们中国，生民犹如过客、成千上万又上亿的过客，能够反客为主的，除非成群结队、立党夺权营公或营私，个人绝无机会。不入于杨、则入于墨、或浮海入于美。个人没有前途，只有夭折与牺牲。冒出头来的个人仅有李敖一个、仅幸存李敖一个。如今也忽焉老矣。所以，就“示范”而言，反倒更为写真。其实古今个人，“匹夫而为百世师、一言而为天下法”者，毕竟寥寥。从历史长流评估，也只是一道灵光而来，化为一道阴魂而去。看看甘地吧，他一辈子的苦心与苦行，有生之年并没看到；而横死以后，自己国家的演变，也与他一生努力的走向不同。至今印度人怀念甘地，也只是“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”的“示范”而已。山外有山，彼山非此山；人民景行阁下，景行半天，人民还是人民。“吾道不孤”是有的，但是点起名来，没有几个。为你立几个铜像可以，铜像只是观光一景，不是吗？（插播一句题外语：一生中，跟我上床的女人最能见识到我的血肉之躯，最有“金刚经”“真实不虚”的情调，但她们知道我多伟大吗？）

鬼——日本鬼子

我生那年，一九三五。正是日本鬼子羞辱中国如火如荼之年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，是一路低声下气的。订什么什么协定固不必说，一个言论自由上的故事，倒特别值得一提。杜重远在《新生周刊》发表《闲话皇帝》一文，日本驻沪总领事以“侮辱天皇”为口实，要求国民党亲日政府法办。国民党法院判了杜重远一年两个月，同时查封了媒体《新生周刊》。想不到吧？七十六年后，二○一一年，王伟忠之流却利用媒体“全民最大党”，向日本天皇道歉了，多丢脸啊！当年日本人给杜重远和媒体的罪名是“侮辱天皇，妨害邦交”，日本人可恶，但还在有邦交基础上戴你帽子。今天呢？日本人早就把你一脚踢开跟你台湾没“邦交”了，台湾却在自己有二十一万的贫户拮据下，由马英九带头募捐，奉献了五十八亿给日本救灾。如今杠上开花加上道歉，他们把台湾人搞得这样贱，马英九、王伟忠可都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呀。从一九三五年《新生周刊》事件到二○一一年“全民最大党”事件，都被我赶上了。

原来我就是“上帝”

根本上，人是被上帝的化学游戏给耍了。上帝造男女，又用化学成分作弄了，使生理有需要、心理有需要，所以有性交和爱情，在这些需要上随上帝指挥起舞，百怪千奇，窘态毕露；上帝高高在上，窃笑以自娱。无法自脱于上帝的魔障，但是自成舞步，别立婆娑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换句话说，把上帝指挥下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予以改变，变得像万花筒一样的千变万化、绮丽多彩，使上帝感到惊叹失控；上帝只是天工，但可以巧夺。上帝只变成动物层面的庸俗，包括单一的传教士的性交姿势，但我从这个层面提高了水平。我变得超越了庸俗，我作弄了上帝。

上帝把亚当夏娃们造得那么粗糙，经过进步与修饰，变得多么与亚当夏娃不同、多么与诺亚方舟中的动物不同、多么与原始的自己不同。我出自人群，我曾受污染，我接触到太多太多的庸俗和世俗，可是我走了出来，证明了可以胜天、也可以胜群众、也可以胜自己。在两性关系上，从上帝到人群，把这种关系搞得兽性、单调而痛苦。如今，我走了出来，我打败了上帝给我的极限。

在床上，上帝不见了，原来我就是“上帝”。

上帝管两头，我管中间

虽然如此，我仍旧自勉我自己一段话：“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，你跟它同在一起，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。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，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，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、普遍性、永恒性、生命性的工作罢。”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，也是我余生的方向。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，做出结论。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、太复杂了，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，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、研究、解释、结论，找出来龙去脉。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、做得好的大工作，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。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的最大礼物；因为人类还没有一个人，能够穷一生之力，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。也许有人说：“你做的，好像是最后审判？”其实不一样，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、已经无可挽回，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。我做的，却是一种期中结账。结账以后，人类变得清楚、清醒，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。所以我做的，跟上帝做的不一样，我们只是分工合作。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、到最后审判落幕，他只管首尾两头；而我却管中间，要清清场，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。所以，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，但在最后没到以前，我要先审判他。

视——息眼之所

最喜欢把眼睛闭起来，埋在十七岁情人的大腿上。光滑、柔软、温暖、香馨，还有弹性……眼睛埋在那里，我愿从此一瞑不视，那是我永远向往的安息地方。

年复一年的辛苦、日复一日的萦扰，在须臾之间，全化为无形。出现在目前的，恰似那《神女赋》中的云梦人儿，或近或远、或俯或仰，陪你解脱又为你解脱，让你飘浮天上又婆娑人间。那样的舒服，那样的安谧。多么希望那是一种归宿，眼睛不要再睁开，就长眠在那里。

声——蝴蝶夫人

我的一个朋友薛起文是音响迷，整天整夜为新款音响神魂颠倒。市面上一有新货出来，他就疯了，千方百计，要汰旧换新，搬进搬出，几无宁日。我问他新旧之间，有那么大的落差吗？他苦笑一下，摇了摇头。人生啊，N就很好了，为什么拼命追求N+1？不断用新音响听追魂曲的人，何不减1一下，N就好了？薛起文最喜欢听CD歌剧，尤嗜《蝴蝶夫人》。我认为《蝴蝶夫人》最令人吃不消的，在段落之间，失声失音太长；以为歌剧已完、夫人已死，不料又活回来。歌剧迷薛起文跟我说：他每听《蝴蝶夫人》都要哭。他太太不许他用大音响了，他买了一台随身听，偷偷在浴室放，结果每次大便完了、厕所门开，都泪流满面而出。我听了大笑：蝴蝶夫人终于惨死了。

色——日本女人

我太太小屯向我说了一句妙话，她说：“当你开始喜欢日本女人，就证明你老了。”真糟糕，我近年已有喜欢日本女人的倾向。日本女人比洋婆子细腻多了。写真集要数叶月里绪菜最好。我在电视节目中，展示叶月里绪菜的照片，反证我们在这方面不如日本开放、自由。为了这一展示，台湾的新闻局行文警告了电视公司，但不敢警告我，这次似乎李敖吸引不了他们。人间最好听的声音，不是蝴蝶夫人的歌剧，而是蝴蝶夫人的叫床。

书房之“被”

在书房里，有时我不找书了，而是幸会它、碰到它出现了。书仿佛主动冒出来。风吹草低“现”牛羊也、图穷匕首“现”也，主动在彼、不在此。让我的眼睛被动吧，被动的快乐像被按摩。“被”字被这样诠释，多好！（虽然这些，都是十年前的风流了。 ）我迷恋过那十七岁。十七不是一个静止的数字，十七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滑走的数字。当最后一个滑走，十七岁即将不再。不再，不是时间的不再，不是这一年青春的不再，而是十七岁的风华不再、欢乐不再、声容笑貌不再。留给你的，是完整的回忆格子，等你细补、等你描红。回忆是实况的延伸，它比实况还细腻、还完整逼真；如果你会回忆、而非伤逝。伤逝不是回忆，伤逝是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，它使快乐的回忆蒙上尘土。

从十七岁身上，我有结论在我心上。我用一句洋泾浜英文来写我自己：I have taken more out of seventeen than seventeen has taken out of me．这就是我的结论了。文学作品《虚拟的十七岁》是我out of seventeen的另一范畴的所得。没有seventeen的真身，我很难写出那么瑰丽的画面。写作和绘画一样，要有model。那一真身，就是我的模特儿。

愿——我愿我是驯兽师

所有的职业中，我最欣赏驯兽师。驯兽师这一行，建筑在一个奇怪的敌我关系上，建筑在“因为你又不怕我又怕我”的大前提上。驯兽师驯公狮子，公狮子只要一冲过来，驯兽师就完了；可是驯兽师拿个长鞭子，吆喝着逼公狮子就范，蹲上圆凳。公狮子并不服气，它一再拒绝、相持一阵，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，上了又伸出狮掌抗议，朝驯兽师一吼再吼。驯兽师面对的，是时时刻刻的不可测。驯兽师不像斗牛士，斗牛士面对的庞然大物是可测的。反正它就是敌人，它就是看你不顺眼，要快步冲过来，你有技巧可以闪开。空间很大，牛转个弯回头，你已经重作准备了。但驯兽师就不一样了，狮子比牛会转弯，空间又同在一个大笼子里，并且，又不止一头狮子蠢蠢欲动，每头都是凶手。只不过狮子们有了一个错觉，以为你比它强，它怕你，又怕又不怕，最后还是决定怕。under protect（在抗议中怕你而已）。还有一种驯兽师，艺高人胆大，要钱不要命，他居然可以叫公狮子张开大嘴巴，而把驯兽师自己的头，塞到狮子口里，你咬呀，看你敢咬！当然，十分之九、百分之九十九，狮子不敢咬。但是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出现了，就说不定了。我们听到过“虎口余生”这四个字，但没听过狮口余下什么。所以，驯兽师这一行太精彩了、太冒险了、太刺激了、太有挑战性了。并且，听说这行像刽子手一样，还家传的呢。爸爸是刽子手，儿子克绍其刽，也是刽子手。爸爸是驯兽师，儿子也是驯兽师。一个笑话说：有一天，儿子找不到爸爸了。他跑进狮笼，要狮子张开大嘴，一只只检查。人问他你去干什么？他说我在找我爸爸。

寿——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

因为我立志要活到一百岁，所以在八十岁时写这本书，好像太早了一点。但是八十总是一个关卡，要定性、定位，总不失为一定局。八十以后，所作所为无非就此定局，锦上添花而已；所以，一百岁以前的二十年，只是花团照眼，其为锦簇，八十以前早定之矣。

于是，几经犹豫后，我还是决定写这本书，给我一生做一前瞻和总结。前瞻一百，总结八十，除非我一百以前讨逆、讨姨太太，活得不厌烦了；我一生的定性定位，趁八十生日就此打住。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、定位，显灵给人，使人感到，后世的子孙，很难想象“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”。——这是我一百岁前的八十感言。在我文章和讲话中间，我有个习惯，你可以说是恶习，就是要随时插播吹嘘自己。插播以后，又回入正题，讲话与常人无异。全世界最习惯我这种习惯的人是赖岳忠，开玩笑说，赖岳忠是我的“御用摄影家”。他随我的便，发现我一插播，他就喝口咖啡，见怪不怪，面露笑容，静待歪风扫过。陈文茜说能够以欣赏态度看李敖自我吹嘘的人，是“有道之士”。她有时候是有道之士，有时候不是。

狮妈妈外出时

狮妈妈出去觅食了。三头小狮溜出洞口，正在高兴互咬。突然间，老鹰凌云而降，抓去一头。对饥饿中的老鹰说来，是自然法则。对惊恐中的、顿失玩件的两头幸存者，也是自然法则。动物眼里，没有悲悯；动物心里，没有感叹。悲悯和感叹都是我们加上的。有时候，我们明知这是自然法则，可以解释，可是难以释怀。我们总该调整一下自己，放开自己的视野，动物化再人道化。动物化，是某一程度的欣赏动物的“忘情”；人道化，是瞩目在有关人道的大题目上，不能“忘情”。某种程度的回归原始，动物化的原始，也不失为高明。

我与《自由中国》

我做中学生的时候，就对中国的思想家胡适有过很深的研究。我写过一篇《关于〈胡适文存〉》，陈世熙那时正在台大法学院办《这一代》，他看中了这篇文章，愿以胡适给他们杂志的题字——“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”来换，我同意了。不料台大训导当局在审稿时认为有问题，不准登，陈世熙就还了给我。过了两年，我已是大学生了，陆啸钊办《大学杂志》，他不在乎，遂拉去登。刊出后近一年，“罗”忽然提议说：“何不寄给《自由中国》？他们一定登！”我过去认为《自由中国》高不可攀，想都没想过，经她提议，我就删了一部分，由她誊好，寄给《自由中国》。

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的《自由中国》第十六卷第五期上，登出了这篇文章，改名《从读〈胡适文存〉说起》。雷震立刻写信给在美国的胡适，特别推荐这位对胡适有独到研究的专家，这是胡适后来告诉我的。这是我跟《自由中国》结缘之始。

《自由中国》十年

回想《自由中国》杂志驰骋十年的特色，正在它单纯地讲了真话。它的主轴是提倡自由民主，千书万语在“与朝廷争胜”（这是当年苏东坡的“毛病”），很了不起。但我常常想，当《自由中国》被封杀后，影响一时的掌声歇后，平心而论，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？除了我李敖能够延续这一“与朝廷争胜”的风骨与干法外，它又影响了谁？我找来找去，实在找不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。其杂志存则义举，其杂志亡则义息，不是吗？看看我台中一中的同学施启扬，他当年和我一样都是为《自由中国》写文章的大学生，唯一不同是我用真名“李敖”，他用笔名“扬正民”。在雷震死后问世的日记中，我们甚至看到施启扬与雷震“暗通款曲”的细节。可是一朝《自由中国》没了、雷震坐牢了，我们看到的施启扬，却是卖身投靠国民党的文人了。《自由中国》提倡的自由民主、开明法治，和“与朝廷争胜”的种种，早都被它的作者施启扬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究竟这个杂志影响了谁？我终于看到倒行逆“施”的范例了。马君武诗说“文字收功日，千秋革命潮”，但在《自由中国》杂志上，我看不到。在《自由中国》后，我也办过杂志，但究竟影响了谁？看来看去，原来答案是我自己。我深切感到“文字收功”的局限，“反革命”（这里不遵守国共的狭义用法）的势力太大了，最后最突出的，只是“与朝廷争胜”的那股精神而已，是精神胜利！其他的赢面，毕竟又迟缓又可怜。胡适在《自由中国》茶话会上致辞说：我们不要妄自菲薄，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，只是那种权势不是世俗的武力与财力。他的观点令人心神一畅。但是，毕竟时代已变得越来越不“匹夫而为百世师、三舌而为天下法”了。蒋廷黻预告说：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。从许多面上观察，蒋廷黻说得也是。知识分子的确越来越小化、越专家化了。这个世界已经罕见“大儒”了、已经浪淘尽千古风流的“大儒”了。

李敖名言录：

1、“如果我不是李敖，我愿是李敖第二。”

2、“我要是想佩服谁，就去照照镜子。”

3、人生啊，N就很好了，为什么要追求N+1？

4、伤逝不是回忆，伤逝是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，它使快乐的回忆蒙上尘土。

5、“在暗室里，我要自造光芒。”

6、“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，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，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。”

7、“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生的人，因为我的境界，在这个岛上，至少超出五十年，我同许多敌友，不是‘相见恨晚’，而是‘相见恨早’。”

8、“我的职业和屠户有点儿像，就是每天要杀许多猪。只是他用刀，我用笔而已。”

9、“我是绝不怕孤单寂寞的，长夜漫漫，任重道远，我简直找不到和我同道的人，只是独行踽踽地走向前程。”

10、“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，可我有一个本领，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。”

11、“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对我李敖来说，我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正义。”

12、做弱者，多不得好活；做强者，多不得好死。

13、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－－敌人不信你的解释，朋友无须你的解释。

14、笨人的可怕不在其笨，而在其自作聪明。笨人做不了最笨的事,最笨的事都是聪明人做的。

15、我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与敌人,在半道里,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。

16、有人向我挑战，说“你放马过来”。我不回话，只是疾驰而去，然后马后炮打倒他。

17、新时代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出现了，就是李敖，他创造了《虚拟的十七岁》。

18、我不羡慕别人的年轻，我只羡慕去年的我或上半年的我。

19、古人有大志者“推倒一世豪杰”，但我认为他们说大话，真正做到此气魄的，乃是千山独行的李敖自己、千古一人的李敖而已。

20、我一生朋友不多，也不花时间招朋引类，所以“自大其身”，全靠自己吹捧自己。吃不消我自吹自擂的人应该惭愧，你们本该替我吹的，但你们闪躲，我就只好自己来了。我吹牛，因为你沉默。